之后，刘丽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新的领域——组建第三检查室，负责联系华北、东北地区，集中办案。可是人太少了，第三检查室加上刘丽英自己，就三个人。

刘丽英说：“我的名言‘板上钉钉带拐弯儿’，就是你这个案子查完以后，你钉钉还不行，还得拐弯儿，你钉钉能拔出来，拐弯你拔不出来啊，脱不了。查完以后，你走了人家就翻案了，翻案以后，你搞错了，就给人家平反，板上钉钉你拐个弯儿能脱下来吗，你脱不了，是这个意思。”

刘丽英介绍：“1979年的1月，中央纪委第一次开会，陈云同志主持。全国是100名中纪委委员，100个委员都是老同志，部队的有一部分，那都是拄着棍儿，岁数都挺大了。辽宁是两个（中纪委委员），一个是我，我当时是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还有一个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徐少甫。”

上世纪90年代，刘丽英负责查办了无锡邓斌案、河北李真案、沈阳“慕马案”等案件。老百姓熟悉她也是因为这些大案要案。沈阳慕绥新案，对刘丽英是个特别的考验。慕绥新时任沈阳市市长，马向东当时是副市长，两个人各自形成了腐败团伙，利用权力做交易，牵涉了沈阳数十位领导干部。刘丽英说这是“窝案”的典型样本。

央广网报道介绍，从沈阳到北京，从市公安局副局长到中央纪委委员，改革开放之初，刘丽英的人生轨迹有了大变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上，中央决定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文革”后我党恢复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紧锣密鼓的重建工作从召开第一次全会开始。

2018年，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刘丽英，1932年生，山东东平人，中央纪委原副书记，1979年起在中央纪委工作，1983年10月增选为中央纪委常委，党的十五大当选中央纪委副书记，2002年离休。上世纪90年代，她曾负责查办了无锡邓斌案、河北李真案、沈阳“慕马案”等大案，有当代“女包公”之称。

都说法理不外乎人情。但是断案过程中，刘丽英严格审慎地把握着情和理的分寸。慕绥新患病，刘丽英给他找了好医院、好大夫治疗。但是该查该究的，一分也不宽容。刘丽英说：“给他请人治病，外面请的高级大夫来给治病，他就是虽然犯错误了，咱们不能慢待人家，不给吃不给什么，该请好大夫去医院，该治得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介绍，刘丽英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她坚持原则、勤勉敬业，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刘丽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她的革命精神和业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刘丽英介绍：“当时中纪委查案子的就两个室，一室主要搞经济，二室管党政机关、公检法。地方怎么办呢？要成立三室，我自个儿是那个地方的副主任，给我两个人组建三室，就搞东北、华北8个省市。”

云开体育官方网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同志遗体送别活动10月12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这支新成立的纪检队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很多案子时间跨度长，牵涉人物多，案情复杂。刘丽英直接参与了审理林彪、“四人帮”相关案件的工作。

刘丽英说：“这时候中纪委该往里调人了，四面八方调来，从部队来一部分，中央各个部门来一些，外地各个省来的比较少，北京市来一些人，调来这些人都不是做纪检工作的，先得了解情况、熟悉情况。那些老领导都岁数很大了，有11个老副书记，那个时候都七八十岁了。当时临时调了点，还又借了一些，把中纪委的摊子就铺起来了。”

刘丽英表示：“一啪啦都叫不上名儿，几十个，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都进去了。我又是沈阳出来的，查老家的案子，一般人家不插手啊，你都去查了还都得判了，挺难的。不查吧，交给你这个任务了，你不认真查吧，也不行，认真查，认真处理了，处理了一批人。”

刘丽英说：“这个案子啊，不是三个月两个月就能完事儿的。有的是半年，有的是一年。在山西，我们是3月10日去的，到12月29日才回来。那时候我们下去最多两三个人，去省里，省里也有纪检，一块干，也不光指挥。中纪委去的还算好办一点儿，你说当地查当地的，那比较难。那时候主要是建私房，特别是在农村，好多都用公家的料，公家的钱，公家的人，建完以后自己（得利益）。当时来讲，中纪委查建私房是重要的任务。我们到山西，就从这儿打开（局面）的。”

第三检查室很快开始了高强度的工作。1983年2月，山西运城地区纪委副书记张戈因为查处干部违纪建私房受到恐吓、威胁，刘丽英带着两名同志赶往山西，至今，说起案件的起止时间，她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