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栋：通过借调的形式，尤其是长期借调的形式，其实变相地抽空了基层；机关瘦身没有得到很好瘦身，所以就造成了浮在上面的机构臃肿，和真正沉到下面干事创业人手稀缺之间的矛盾。

重视经验总结，更要不断创新。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仍习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等问题，《若干规定》进一步提出，要严控文件和会议的数量，提升质量，并要求“地方和部门制发文件应当进行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

王向明：比如一些上级部门随意借调，甚至可能出现多个部门向一个基层单位借调，这样当然会造成对基层单位工作的严重影响。比如把人家的人抽走了，基层工作总任务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就加重了基层的负担，而且也会打乱基层正常的工作节奏和工作部署。这一次《规定》也做了明确规定，比如县以下的单位，原则上是不能借调了，即使是市以上的单位要借调，也要经过严格的程序，确实是需要的，经过一定程序批准，才能够借调。

为基层减负，要抓住问题症结，聚焦“小切口”，精准施治。此前，全国各地也做了不少探索。针对基层干部围着表格转的顽疾，今年6月，枣阳市就推出了“一套表”改革，将镇村两级年度需填报表数量从341项减到41项。通过搭建信息化平台，各部门信息共享，原来需要重复报、多头报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今年年初起，湖北省荆门市开展了摘牌减负行动。不同职能部门层层摊派到村级组织的工作被退回，不合理加挂在村级组织的牌子也一并摘除。

而湖北枣阳市的一项调查显示，2023年，该市平均每个村年度需填报表数量达341项，其中临时性报表就有208项。有的部门把数据当成绩，随意增加报表数量。有的部门月月要报表，很多同类信息多头统计，基层不得不多次填报。在枣阳市三里岗村记者看到，村里填过的各类报表摆满了文件柜。

形式主义的风也吹到了“指尖”上。近年来，一些地方跟风开发各类政务应用软件，基层干部每天忙于在各类手机应用上打卡留痕，挤占了大量工作时间。在湖北荆州松滋市洈水镇，有的村干部手机里有5个政务APP、26个工作群，部分政务APP规定了学习时长和学习积分，每天都要花时间在上面打卡、学习。

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然而长期以来，很多基层干部被困在形式主义造成的繁文缛节、迎来送往中，负担沉重。

导致基层负担加重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督查检查考核，初衷是为了检验成效，更好地促进干部履职尽责，但名目繁多、频率过高也会让基层不堪重负，湖南郴州的一些基层干部就曾深有感触。

开元体育手机app下载安装“开不完的会议、填不完的表格、迎不完的检查”，一度让部分基层干部叫苦不迭。日前，国家管网集团就因开会多陪会多问题被通报。据统计，2022年，该集团总部(含部门单位)要求下属企业参加的会议有80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超过3次。

郝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规定》当中也做了相应说明，比如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督查的统一整合。过去可能是“九龙治水”，每个部门都去督查，最后导致进行了重复督查。现在把要整合的整合在一起，进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安排，让一次督查、一次调研能够发挥更多作用。同时在很多指标的设计上要更加科学，不能片面膨胀某些指标，给基层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此次出台的《若干规定》注重守正创新，既把近年来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上升为制度规范，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实招硬招，破解难点堵点，为基层减负提供长效机制。好制度关键在落实，要加强学习培训、坚持以上率下、强化问题整改，同时还要加强督促检查。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把基层真正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广大基层干部才能放开手脚，更好地干事创业，为民造福。

从基层违规借调干部，增加基层负担的现象也一直备受诟病。日前，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就因长期借调教师被通报。该局借调教师占全局工作人员比重曾高达60%以上，有的借调时间甚至超过20年。为了破解这一屡禁不止的难题，《若干规定》在以往制度规定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上级机关、单位原则上不得从县及以下单位借调干部”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王向明：一些干部群众说得非常通俗，形式主义就是数据好要超过事情干得好。只要数据好，只要大面上行就可以了，领导满意要超过群众满意。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它势必会严重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落实。

针对督查检查考核中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这次出台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严控总量。同时，针对有的考核体系设计烦琐、分值过度“膨胀”，甚至出现“千分制”“双千分制”等问题，《若干规定》还进一步提出，“考核应当化繁为简，不搞‘千分制’”。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下，我国建立了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为基层减负取得明显成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日前发布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把近年来整治工作的制度规定贯通起来，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出台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形成了类似中央八项规定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持之以恒一抓到底的鲜明态度。

为基层减负还要明确权责，哪些是基层该承担的工作，哪些不是，要搞清楚，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让“小马拉大车”。过去，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曾将工作下沉变成牌子下沉，导致基层组织挂牌多、干部负担加重。

郝栋：这一次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制度设计，来解决制度运行和制度设计过程当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郝栋：这种一致性审查是作为一个硬杠杠，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来考核这个本部门本单位在制定文件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避免出现杂乱无章，以文件解释文件，以文件落实文件空对空，空转的情况。这就是从源头上进行一致性评价，树立了一个导向，进一步压缩文件的数量，进一步提高发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王向明：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工作检查和督查是必要的，对于促进基层工作改进、反腐败等等，实践证明都是有效的。但是在督查当中搞什么“千分制”“双千分制”以及很多这种频繁的，超越了基层实际工作和承受能力的一些所谓的检查，那就是形式主义了。

湖南省郴州市鲁塘镇党委书记 李素武：原来督查检查的部门多，内容多，资料汇报材料多。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要迎接8次督查检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力，感觉压力很大。

有的地方考核体系设计烦琐，也大大加重了基层负担，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就曾因实行“千分制”等考核体系而被通报。其中2018年该县开展了党建、经济社会发展“双千分制”考核，2019年还增加重大隐患整治板块，实行“三千分制”考核。

湖北省枣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负责人 王波胜：村级在填表过程中，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或者行政村的名字，平台就可以自动补齐一些基础类的信息。村干部只需要更新填，补充填，更便捷、更准确、更高效。

王向明：有了一个非常明晰的制度性规定，就使得基层在减负方面能够实实在在按照清单落到实处。这个时候就很明晰了，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用做什么。清单会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当下的重点工作做一些调整。从长远看，这样一个《规定》必然会对反对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产生重要影响，也一定能够给基层干部带来真正的关爱和减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郝栋：形式主义本质上就是政绩观的错位，如果把大量精力都用在应付各类检查，文山会海，就会影响我们政策执行的效能。

郝栋：这次《规定》一方面对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化评估做了严格规定，把很多过去分散在不同形式的数据统计或者数字治理的方式，整合成为同样一个系统；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未来如何运用数据化治理的数据信息也做了相关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科学求真的态度，来正确运用数字化治理的工具和方法，有效提高政府运行的效能。

针对基层权责不明晰这一典型问题，《若干规定》进一步要求，建立健全职责清单，指出，“省级党委和政府指导本地区立足实际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并开展清理规范，加强清单动态管理，推动责权一致、责能一致”。